请问历史高手几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认识历史呢？同一件事、同一个人，不同的历史学家、不同版本的著作描述的情况怎么相差那么大

请问历史高手几个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去认识历史呢？同一件事、同一个人，不同的历史学家、不同版本的著作描述的情况怎么相差那么大？如何才能去伪存真，如何才能知道真相呢？还是说从来就没有多少真相，我们看到的都是假的，真相在坟墓里边。
就拿司马迁写史记来说，虽然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参考了很多书籍，实地采访很多人，实地考察了历史遗迹，但是面对几百年前发生的事情，考证、推测出来的这些东西有多少是可信的呢？还有，史学家做得到哪种程度的客观公正呢？一件事情，十传百，百传千之后有多少可信性？史官就算是记载他那个时代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他也没有亲身经历，都是从各种渠道收集资料，这样子写成的历史，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后来的历史学家如果再在前人错误的基础上写出书来向我等不明真相的人传播历史，岂不是很荒谬？有句话说“谎话说上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是这个道理吧。

请参考下古人的史料辨析原则
明代史家王世贞（明代大才子，应该知道吧？）就国史、野史、家史三类历史文献加以比较，对它们的长短得失从宏观上作了比较并得出如下认识，其《史乘考误•引言》写道：
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4](卷20)。
这一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缺陷之处及其终于“不可废”的所在，言简意赅，可谓确论。其中，包含着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反映了王世贞的卓见。他所总结的“人恣而善蔽真”、“人臆而善失真”、“人腴而善溢真”的三种情况及其有关概念，尤其具有理论的意义。
所谓“园史人恣而善蔽真”，这种情况当然不限于明代史学。《史通•古今正史》关于唐初以前国史撰述的批评，颇涉及一些“人恣”而“蔽真”的现象。王世贞对明代史学的批评是很激烈的，他认为：“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明朝最高统治集团不仅没有组织撰写纪传体的国史，就连起居注也付诸阙如。王世贞的这个批评并不过分。但他在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国史即历朝实录在“叙章典、述文献”方面的“不可废”。在这一点上，他跟刘知几的论点是相通的。
所谓“野史人臆而善失真”一语中的“野史”，是同“国史”相对而言的。在中国史学上，历来还有以“野史”同“正史”相对而言的。唐人陆龟蒙有诗云“自爱垂名野史中”。这说明，此前已有“野史”之说。陆龟蒙同时代人沙仲穆撰有《大和野史》，“起自大和，终于龙纪”。两宋以后，“野史”流行，至明代而大盛。
野史有几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作者多非史官；二是体裁不拘；三是所记一般限于闻见，且多委巷之说；四是记事较少忌讳。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四有“野史不可信”条，作者根据魏泰《东轩笔录》所记宋真宗朝事一条年代有误，以及沈括《梦溪笔谈》记宋真宗朝事一条年代不符、一条以玉带为“比玉”与事实不合，认为“野史不可信”，是在方法论上从正确走向了偏颇。
野史杂说的产生，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尽管历代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原因则是相通的。王世贞评论明代野史，是在批评“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的情况下展开的。他说：“史失求诸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郄而多诬。……二曰轻听而多舛。……三曰好怪而多诞。”他对于每一弊端，都举出了实例，很有说服力。他把“挟郄”、“轻听”、“好怪”概括为一个“臆”字，即出于臆想而非全凭事实，因而易于“失真”。但他还是肯定了野史的“征是非、削讳忌”，故“不可废也”。
要之，在关于杂史、野史的看法上，从刘知几到王世贞，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反映在对待史料问题上的辩证认识。
所谓“家史人腴而善溢真”，王世贞认为，“家乘铭状”不过是“谀枯骨谒金言”罢了，这就必然流于“溢真”。但他还是肯定了家史在“赞宗阀、表官绩”方面的作用，这也是“不可废“的。
什么是“家史”?刘知几说：“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刘知几认为，家史所记有两大局限：一是在内容上“事唯三族，言止一门”；二是在时间上倘若“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家史本有如此局限，加之作者“纪其先烈”，往往自夸，故虽处门阀时代，亦不能免于人们的批评。如刘知几曾撰《刘氏家史》和《谱考》二书，所论、所考“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严肃的家史著作尚且如此，更何况浅薄之作。王世贞对“家史”的辨析是极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