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作业网历史唯物主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百度作业网作业帮 分类：语文作业 时间：2024/08/01 03:21:14
历史唯物主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如何看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如何看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代思想家顾炎武的这句名言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它对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曾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现代人一般这样理解该名言：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有责任和义务来关心国家大事,它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汉语大词典》将之解释为“国家兴盛或衰亡,每个普通的人都有责任”.这种现代诠释如此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以至于它的本意被忽视.[3]
顾炎武的这句名言典出《日知录·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偏于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4]
从顾炎武的原文可以看出,他的本意在于区别“天下”与“国”.“天下”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是单纯的自然空间,在作为儒家人生理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平天下”是政治理想的最高目标.“天下”寄托着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它所要表达的是关于政治秩序的一种理想或者说价值依托.“天下”的空间结构和安排包含了人为的主观建构,并通过这种建构出来的空间结构来表达和实现一种特定的秩序安排.天下是“道”的终极源泉,人间的秩序不过是“天道”的反映.[5]人世间统治的合法性最终也是源于天,因此按天下结构所安排的天下秩序,就是“天经地义”的秩序.总之,“天下”是一种蕴涵着儒家政治秩序观、寄托着政治理想的、人文与自然交汇的概念.[6]
按照儒家思想关于“天下”的一般内涵,“亡天下”应该是指某种价值和秩序的毁灭,顾炎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亡天下”的.他提出,魏晋时期伦理道德沦丧,“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就是“亡天下”.可见“亡天下”既不是指民族或国家的沦亡（当时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观念）,也不是泛指一般中国文化的沦亡,而是特指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儒家倡导的纲常伦理的沦亡.“正始”是三国时代魏少帝的年号（公元240-249 年）,正始年间,司马氏专权,政治险恶,士人颓废,玄学开始盛行.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不仅冲垮了大一统的社会秩序,而且导致儒家主流价值观的彻底崩溃.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魏晋时期是儒学思想统治地位遭到彻底颠覆的历史时期.所以顾炎武选择这一历史时期作为“亡天下”的例子,绝不是偶然的.顾炎武在《正始》篇中猛烈抨击魏晋玄学“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以致“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忘其父而事其非君”,“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从而导致“亡天下”.
“亡天下”观念的基础是儒家思想的“人禽之别”,它是儒家价值观中的一项重大原则.儒家思想认为,正是由于圣人制礼,教民以人伦,先民才摆脱禽兽的状态,进入到人的境界.因此纲常伦理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之别于禽兽的本质所在,也就是“天下”的核心.防止人沦为禽兽,历来是“圣人”所必须提防的头等大事.[7]由于儒家纲常伦理被上升到人的本质的高度,成为区分人与禽兽的标准,所以无论贵贱,只要是个人（匹夫）,都有责任捍卫纲常伦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由此可见,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本意,并不是像现代人所解释的那样号召人们挺身而出保卫国家民族,而是保卫儒家纲常伦理,使之免于沦丧,这才是顾炎武归根结底所要捍卫的东西.
相对于作为人之根本的“天下”,“国”仅仅指王朝,古人常谓“自古无不亡之国”,这里的“国”即指“王朝”.亡国就是改朝换代,这是肉食者谋之的事情.“亡国”（改朝换代）在古人心目中绝不是无关轻重的小事,但也并不意味着天崩地裂的世界末日.“自古无不亡之国”,表明王朝的更迭是能够被接受的.《诗》云“天命靡常”,一个王朝气数已尽而被新王朝更替,本身就是“天命说”的应有之义.即使改朝换代,“天命”仍在延续,“天不变,道亦不变”.顾炎武坚信“夫亡有迭代之时,而中华无不复之日”.[8]朝代可以更替,中华文化（儒家伦理）必须万世长存.
强调“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体现出在儒家思想的价值体系中,“天下”是最高的价值所系,“天下”（纲常伦理）的重要性显然高于“国”（王朝）.如果说“亡国”是难以避免的,那么“亡天下”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在“天下”与“国”的关系上,“天下”是“国”（王朝）这种统治形态的政治合法性依据.“天下”不保,“国”还有什么存在的正当理由?顾炎武《正始》篇的核心思想就是要通过对魏晋玄学的抨击,通过对“亡天下”的强调,来突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纲常伦理的极端重要性.这种天下－国家观所体现的纲常伦理（文化）至上的价值观,被称为“文化至上主义”.[9]它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家利益至上观形成鲜明对照.[10]
顾炎武写这段话的时代背景是明朝覆灭、清朝入主中原,作为一个强调夷夏之防的儒家知识分子,顾炎武始终以遗民自许不与清朝合作.《正始》篇谈的是魏晋之事,却有影射当时之意.但是实际上按照顾炎武的逻辑和标准,清取代明仍然只是“亡国”而非“亡天下”.
顾炎武的这句名言典出《日知录·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偏于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4]
从顾炎武的原文可以看出,他的本意在于区别“天下”与“国”.“天下”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是单纯的自然空间,在作为儒家人生理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平天下”是政治理想的最高目标.“天下”寄托着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它所要表达的是关于政治秩序的一种理想或者说价值依托.“天下”的空间结构和安排包含了人为的主观建构,并通过这种建构出来的空间结构来表达和实现一种特定的秩序安排.天下是“道”的终极源泉,人间的秩序不过是“天道”的反映.[5]人世间统治的合法性最终也是源于天,因此按天下结构所安排的天下秩序,就是“天经地义”的秩序.总之,“天下”是一种蕴涵着儒家政治秩序观、寄托着政治理想的、人文与自然交汇的概念.[6]
按照儒家思想关于“天下”的一般内涵,“亡天下”应该是指某种价值和秩序的毁灭,顾炎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亡天下”的.他提出,魏晋时期伦理道德沦丧,“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就是“亡天下”.可见“亡天下”既不是指民族或国家的沦亡（当时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观念）,也不是泛指一般中国文化的沦亡,而是特指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儒家倡导的纲常伦理的沦亡.“正始”是三国时代魏少帝的年号（公元240-249 年）,正始年间,司马氏专权,政治险恶,士人颓废,玄学开始盛行.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不仅冲垮了大一统的社会秩序,而且导致儒家主流价值观的彻底崩溃.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魏晋时期是儒学思想统治地位遭到彻底颠覆的历史时期.所以顾炎武选择这一历史时期作为“亡天下”的例子,绝不是偶然的.顾炎武在《正始》篇中猛烈抨击魏晋玄学“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以致“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忘其父而事其非君”,“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从而导致“亡天下”.
“亡天下”观念的基础是儒家思想的“人禽之别”,它是儒家价值观中的一项重大原则.儒家思想认为,正是由于圣人制礼,教民以人伦,先民才摆脱禽兽的状态,进入到人的境界.因此纲常伦理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之别于禽兽的本质所在,也就是“天下”的核心.防止人沦为禽兽,历来是“圣人”所必须提防的头等大事.[7]由于儒家纲常伦理被上升到人的本质的高度,成为区分人与禽兽的标准,所以无论贵贱,只要是个人（匹夫）,都有责任捍卫纲常伦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由此可见,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本意,并不是像现代人所解释的那样号召人们挺身而出保卫国家民族,而是保卫儒家纲常伦理,使之免于沦丧,这才是顾炎武归根结底所要捍卫的东西.
相对于作为人之根本的“天下”,“国”仅仅指王朝,古人常谓“自古无不亡之国”,这里的“国”即指“王朝”.亡国就是改朝换代,这是肉食者谋之的事情.“亡国”（改朝换代）在古人心目中绝不是无关轻重的小事,但也并不意味着天崩地裂的世界末日.“自古无不亡之国”,表明王朝的更迭是能够被接受的.《诗》云“天命靡常”,一个王朝气数已尽而被新王朝更替,本身就是“天命说”的应有之义.即使改朝换代,“天命”仍在延续,“天不变,道亦不变”.顾炎武坚信“夫亡有迭代之时,而中华无不复之日”.[8]朝代可以更替,中华文化（儒家伦理）必须万世长存.
强调“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体现出在儒家思想的价值体系中,“天下”是最高的价值所系,“天下”（纲常伦理）的重要性显然高于“国”（王朝）.如果说“亡国”是难以避免的,那么“亡天下”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在“天下”与“国”的关系上,“天下”是“国”（王朝）这种统治形态的政治合法性依据.“天下”不保,“国”还有什么存在的正当理由?顾炎武《正始》篇的核心思想就是要通过对魏晋玄学的抨击,通过对“亡天下”的强调,来突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纲常伦理的极端重要性.这种天下－国家观所体现的纲常伦理（文化）至上的价值观,被称为“文化至上主义”.[9]它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家利益至上观形成鲜明对照.[10]
顾炎武写这段话的时代背景是明朝覆灭、清朝入主中原,作为一个强调夷夏之防的儒家知识分子,顾炎武始终以遗民自许不与清朝合作.《正始》篇谈的是魏晋之事,却有影射当时之意.但是实际上按照顾炎武的逻辑和标准,清取代明仍然只是“亡国”而非“亡天下”.